孟碑，世称汉孟孝琚碑。清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五月在今昭阳区东南郊白泥井马家湾梁堆中出土。

　　孟碑出土时碑首已断失，迄今也未找到。残碑高１．４米，宽０．９６米，碑文直式，右起左行，遗文１４行，中间空脱一行，计存二百六十字。碑棱左右侧分别为浮雕龙虎残画，碑面下端刻龟蛇。证之昭通出土的其它汉代刻石，孟碑断失的上截亦当有朱雀、龟蛇、青龙、白虎等象征祥瑞的灵物，称为“四灵”。碑文体例，起首为散文系辞，承接以四言铭辞和七言赞辞，最后为立碑人列名。字体为汉隶。言辞雅驯，书法苍劲，浑朴古茂，登大雅而无愧赧，列庙堂更增光彩。虽然因碑首断失，文字脱漏，画像残缺而使立碑年代、墓主身世、铭辞内容辨识产生了一定困难，但从碑式、文体、书法、石刻技艺等方面看，与中原文化艺术一脉相承的事实为识者所公认。

　　孟碑出土，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有“寰宇稀世之奇珍”，“海内第一石”的称誉。海内硕学名儒如罗振玉、梁启超、袁嘉谷、杨守敬、黄膺、赵藩、方树梅、李根源、由云龙等数十人，都对残碑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研究的方向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立碑的年代和遗文补缺。昭通本籍学者谢饮涧摩挲碑刻，驰骋情怀，浸润于历代金石碑刻、史籍之中，钩沉索隐，抉幽烛微，历十余寒暑，对学术界极为关注而不免困惑的两道难题都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关于立碑年代，谢饮涧依据残碑铭文，结合当时习俗，复以干支长历推算后认为：墓主孟孝琚，于东汉永寿二年（丙申）死于蜀郡武阳，次年（丁酉）十一月（乙卯）归葬家乡朱提祖茔。关于遗文补缺，谢饮涧引经据典，择善而从，拟补残碑遗文八十八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言辞雅驯，风格醇古，几与原文语气无别（由云龙语）。”谢饮涧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近乎一致的肯定和极高的评价。著名学者谢理初喜赋五律，击节赞赏。诗云：“云边数贞石，第一孟琼碑，近出南滇土，上稽东汉时。国光存雅致，乡志纪新知。为念谢夫子，琼琚勤勒辞。”夏光南以诗喻理，对孟碑的考释研究作出了一个别致的总结：“丰碑断其首，干支费蹉商。或谓汉平石，或谓建武彰。或谓桓灵世，树碑所风行。疑困终莫释，实际殊涉渺茫。卓哉谢夫子，考证颇精详。榜画存余绪，龙虎缀两旁，朱雀翔其上，玄武殿下方。补天泣鬼神，遗文得重光。毫发无遗恨，波澜尺老苍。”谢饮涧的研究成果，也圆满了孟碑残缺的美妙，圆满了墓主一生惨恻凄婉的故事；也使在岁月长河中流淌了近两千年、浪激水洗而渐渐淡漠的朱提与巴蜀、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重新生动起来，被历史沧桑的风烟云雨遮蔽的朱提文学艺术再现其周情孔思、屈艳班香的光彩。

　　孟碑是迄今为止云南所发现的唯一一块汉碑。孟碑的出土，为研究朱提文化的传播渊源的学术分布，为研究云南古代文化史及其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证。不仅如此，孟碑对于两汉时期文风、书风的演替，以及了解雄汉由鼎盛走向没落的社会心理氛围，也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梁启超评价：“爨龙颜碑，文达谓为云南第一古石，自孟琼碑出土后，此又瞠乎后也”。又说：“滇南所出两碑，爨龙颜全用方笔，足破北方南圆之陋见。此碑可证汉隶递嬗痕迹，皆与书学有关。”赵藩跋孟碑拓片称：“文辞书法皆东汉人矩度。”“结体方正，笔意圆劲，浑朴在篆隶间，……乃古汉碑第一，岂独滇南瑰宝，亦寰宇稀世之珍也。”方树梅展读拓片，禁不住一唱三叹：“是碑隶法圆浑，铭词博大，决为当代老师手笔……为海内汉碑第一，金石家无不肃然起敬。”

　　孟碑的碑铭，是一篇可垂之久远而不朽的绝妙好辞。墓主孟孝琚，原名广，字广宗，朱提人，曾祖父、父亲都在蜀中做官。孟广“四岁失母，十二岁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比德于玉，乃改名为琼，字孝琚”。是个有为的少年。父亲为孟孝琚纳聘了蜀郡何彦珍的女儿，但还来不及迎娶，孟孝琚便因病夭折，魂归故里。一个天命不永、好梦难圆的悲惨故事。虽然故事主人翁的不幸遭遇令人扼腕痛惜，它可毕竟只是一个载籍无名的少年学子因病夭折的故事，与国计民生、世风时尚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按一般的写法，这碑铭除了死者并不复杂的人生经历，便只有浮泛无根的呜呼哀哉的号啕了。其实不然。墓主生死两依的永寿年间，东汉已入末世，一叶飘落，万木萧瑟，山雨将至，悲风满楼。碑铭的撰书者，见微知著，洞明世事，在晦暗阴霾的时代的大背景上，“借题抒愤，为当代经师宿儒、无辜罹祸者一哭”（黄膺语）。精萃文墨，挥洒才情，超越生当其时者个体感受的沉郁、悲愤、怨怒的情感氛围，对天道不公，人情不顺的现世作了无情的批判、责难。小人物，大世界；小文章，大手笔；请读者心智专一地读一读谢饮涧补缺后的碑铭中一段铭辞：

　　天地有憾，阴阳郁结。四时不和，害气蕃溢。嗟命何辜，独遭斯疾，中夜奄丧，不幸短折。憔悴茕茕，忽然远游，将及幽都，归于电丘。凉风渗淋，寒水北流。永归蒿里，重晤无期。痛哉仁人，积德若滋。孔子大圣，抱道不施，尚困于世，况余人哉？德行颜渊，亦遇此灾。守善不报，自古有之。非独孝琚，遭逢百罹。景命不永，屋栋倾覆。……辞曰；遐尔咨嗟凤失雏，颜路哭回孔尼鱼。澹台忿怒投流河，世所不闵如之何？”

　　与碑文通篇弥漫的沉郁的基调相生相发，孟碑书法的美学特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陈孝宁先生对此有深入的研究和极精辟的见解。他说：生死诀别，发为文字，其声悲哀，其情郁；见之书法，其笔涩，其力沉；形之结体，欲纵还敛，庄严肃穆中躁动着困惑与不安。“孟孝琚碑的时代已经过去一千八百余年，今天，我们摩挲苍老剥落的碑面，仍能叩响历史浓郁的回声。它是碑文中的古诗十九首，用平实的文句，抒写着深挚的感情。它是汉隶中古、朴、茂的代表之作，把它和前八年的《石门颂》、前它一年的《礼器碑》相比，我觉得也毫不逊色。固然，它没有《石门颂》的奔放，缺少西部的劲犷；也没有《礼器碑》的典雅，少一点圣人之乡的钟鼓礼乐之器。然而，《石门颂》缺少它的蕴藉，《礼器碑》缺少它的朴茂。……认识和把握孟碑的美学特点，对深入研究孟碑是不无补益的。”

　　如果从学术评价和学术影响的角度问一句：孟碑是怎样建树起来的？海内诸多著名学者的参与是原因之一；昭通几代学人虚心澄怀，磊落胸襟，青丝白发，殚精竭虑的努力尤其令人感动。读谢饮涧先生《孟孝琚碑考释》一文，仅“补阙释例”一文，引证的文献、钟鼎铭文就达５０多篇。为拟补残碑铭文第七行阙失的７个字，先生就查考了《韩仁铭》、《马江碑》、《郭究碑》、《郭君碑》等碑铭，从词义表达、语词情态等多方面斟酌，精心锤炼，务求拟补文字与上下文不但文意而且语态均要珠联璧合。“学不可以已”，“在止于至善”；“素行以求真”，求真者，“事理当然之极。”——前贤遗韵，但愿我们都能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