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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朱提文化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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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04-03-22 18:44:13

　　为“朱提文化正名”，是潘先林先生提出来的。在其所著《朱提文化论》一文中，潘先生从另一个角度对“千顷池文化”提出质疑：“有学者将滇东北区域文化称为‘千顷池’文化，并详细推论该池在今昭鲁坝子中的地理位置……为了与滇池文化、洱海文化相对应，没有多少文化史学上的依据。”他指出：滇东北新石器文化中尚无渔业遗址，袁滋出使途经昭通时也无大湖的记载，元明清昭通也没有以湖泊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发展带。因此，即使“千顷池”、“龙池”确实曾经存在过，“也不可能与孕育滇文化、南诏大理文化的滇池、洱海相提并论。以一个面积不大，影响不深远，且一般大众不知其名和所在地的‘千顷池’命名影响较大的滇东北区域文化是值得商榷的。”潘先生“将远古至南北时期滇东北区域繁荣一时的文化称为朱提文化。”“朱提文化上承滇文化，下接南诏大理文化，为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之一。”理由是：　　第一、“朱提”一名最早出现于西汉，先为山名，后为县名，再为郡名，一直沿用至唐初，共存在了近８００年。该名称存在的时期正是滇东北区域文化繁荣、发展和延伸的时期；而且“朱提”所指的范围与滇东北区域文化的范围基本相当。因此，以“朱提”命名滇东北区域文化是适当的。　　第二、朱提银铜在全国的影响是深远的。唐宋以来“朱提”成为白银的代名词，在明清笔记小说中比比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以“朱提”命名滇东北区域文化既顺理成章，又能体现该文化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第三、将滇东北区域文化称为“千顷池文化”缺乏文化史学上的根据。有的论者将其纳入“爨文化”范畴，但爨文化无法涵盖朱提银、铜、白铜及汉碑所表达的文化特质。“爨文化”其实是朱提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朱提文化论》运用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对朱提文化的孕育、发展、特征、断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作者认为，作为滇东北区域文化的朱提文化，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孕育时期，断限约当西周至春秋晚期。其文化要素是以闸心场遗址、马厂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和杜宇入蜀教民务农、保子帝南迁所表达的滇东北与巴蜀农耕文明的传播、交流。　　第二个时期是繁荣期，断限约当战国初期至东汉末年。“五尺道”和“南夷道”的相继开通，朱提地区郡县设置，“募豪民田南夷”，大批汉族移民进入，朱提地区成为中央朝廷势力和汉文化进入云南的前沿。就在这一时期，随着‘滇’国的灭亡，以滇池为中心的滇文化发生断裂，云南文化的中心也开始东移。到了东汉，朱提地区取代滇池地区成为云南文化发展的中心。其文化要素是：以”文齐穿龙池溉稻田“、朱耕和铁农具使用为代表的先进的农耕文化；灿烂的青铜文化和铜镍合金——白铜——的发现，尤其是白铜的发现，为朱提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争得了至为宝贵的一席之地；朱提银大量开采，质量上乘，广为流布，闻名全国；以孟孝琚碑为代表的出土文物表明，两汉时朱提地区儒学的传播和发展也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第三个时期是延伸时期，起自东汉末年迄至南朝。战乱频仍，朱提地区首当其冲，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汉族移民和世居朱提地区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僰人大批迁往味县；继滇东北地区政治中心南移味县后，文化中心也逐渐转移到了味县。银铜采冶制造业开始衰落，汉夷文化交融，儒学传播式微。到爨氏独霸南中后，爨文化兴起，但其中的汉文化因素实际上是汉晋朱提文化的继续和发展。　　南朝以后，繁荣一时的朱提文化便断裂了。其所以断裂，原因是多方面的，昭通本籍学者于此多有精辟论述，但我认为潘先生明确表达的一个观点，也许更应该引起昭通学者更充分的关注。他说：“朱提文化是在中原王朝的‘开边’政策下，汉文化以大量汉族移民为载体，沿交通线传入朱提地区，与僰人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当时朱提地区政治上还是中原王朝经营云南的前哨阵地，经济上地主经济并未获得显著发展，并不具备产生区域文化的各种条件。朱提文化实际上是外来文化，其消亡不可避免。” 　　关于朱提文化的特征，潘先生作了如下归纳：　　第一、“朱提文化是复合型文化，受滇、夜郎、巴蜀、荆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表现的主要特征仍然属于成熟的汉文化体系，是当时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朱提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同时包容了多种周边文化因素的地域性文化。”——这和徐波先生的看法是对立的。　　第二、“朱提文化是动态文化。……其孕育期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农业文明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繁荣期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朱提银铜和儒学传播上，其本身就是汉文化的一部分。延伸期的文化特征表现在汉夷文化的交融，汉文化仍是主流，但夷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强。” 　　第三、朱提文化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古朴、典雅、不务奢华。朱提堂琅铜器多为生活用具，款识和纹饰的艺术风格较为纤瘦凝重，格调整庄重典雅。“既不同于滇文化铜器备极奢侈工巧之附饰和图案，又与同期蜀郡洗‘恣肆活泼’的风格存在差异。”汉碑文辞古茂，字画遒劲，晋暮壁画“技巧不佳，古朴粗略”，表明“朱提文化的造型艺术中，始终贯穿着朴实无华，为社会生活服务的风格”。　　仅就笔者的阅读经历而言，论述朱提文化的文章、专著不只一种。特别是昭通本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更高，探讨的热情也更为急切，但不少是从地方史的角度切入，在泛文化的范畴中左冲右突，广征博引而少慧见洞识，有文献史料的优势而乏取舍判断自信，学有余而识不足，这和昭通某种偏畸的文化心理和较为封闭的学术环境不无关系。潘先林先生的《朱提文化论》或许也有“软肋”或硬伤，但其从文化史学的角度切入，在观念形态的层面上进行深入研究的方法，以及敢于亮明观点的学术自信，让人无法不表示敬意。——我这样认为，一孔之见，当不至于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