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９年李正清先生《昆明考》一文，确认千顷池的存在，提出：“环千顷池而居的各族统称为‘劳浸靡莫’”。“众多民族居住的千顷池又名灵池。”并引《永昌郡传》：“朱提郡在犍为郡南千八百里，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池泉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溉种稻。”又据方国瑜先生《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千顷池周四十七里”的记述，对千顷池所在方位、大致范围、环境特征作了描述：千顷池“即今昭通、鲁甸交界之八仙海水，流入洒渔河。”当时的朱提县所在，“五六十里的平川，千顷池占去四十七里，几尽百分之九十，而川中冈条梁脊甚多，成为岛屿，将千顷池分割成数十块，浩浩荡荡汪洋如‘汉’。西汉起，在其东南的今威宁一带置汉阳县，就是因为千顷池而得名的。”１９９３年，李正清先生在其《朱提的由来及其它》一文中进一步认为，千顷池由昭鲁坝子中的４个海子组成，其一为“八仙海”，位于今昭通城东郊的水井洼，已在清雍正年间退海还田。其二为千顷池的正海，它东起凤凰山麓，南及今昭鲁交界的海边，西接锦屏山下打渔村，北滨今昭通城南郊，汪洋五六十里，清嘉庆年间为疏导昭鲁大河，凿开老鸹崖，千顷池从此水泄池涸，垦殖为田。其三为永乐海，位于今昭通飞机场，清末泄水退海还田。其四为葫芦口，位于今昭鲁两县交界处，１９５８年湖水被抽干，现仍留沼泽数百亩。对李先生的观点，或许当时在学术界就有不同意见，但未见展开公开讨论。

　　继后，关于昭通地方史和传统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在诸多研究论文中，“千顷池文化”和“千顷池文化区”概念的论述尤为引人注目。千顷池既然已被用作昭通传统文化表征性的学术符号，并据以界定它的时间、空间分布、创造主体，据以分析它的文化丛络、文化特质、影响和地位，千顷池是否确实存在？如果存在，其时间、空间分布又当如何，便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学术界讨论的范围—在昭通传统文化研究中，这是一次极为难得，十分有益的讨论。笔者真诚地感谢参与讨论的各方，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昭通需要这样的学术情怀、学术氛围，学术品格。

　　较早提出“千顷池文化”概念的是谢本书先生，他在《爨论》一文中说：“一千年前，在云南境内，除滇池、洱海以外，还有一个很大湖泊，名曰‘千顷池’。顾名思义，即有上千顷面积的大湖（池子），这就是在今天昭通、鲁甸之间的昭鲁坝子（又称昭鲁盆地，面积５２５平方公里，是云贵高原的第四大坝子）。千年前，这里地势低洼，积水盈尺，周围数千里，故名‘千顷池’。在这里产生的文化，可称之为‘千顷池文化’”。在这篇文章中，谢先生是把千顷池文化作为爨文化的一翼而提及的，故未作具体的界定和深入的论述，但也表明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在文化源流上，以汉孟孝琚碑和东晋壁画为代表的“千顷池文化产生于爨文化之前”；其二，至爨氏统治南中后，千顷池文化汇入了爨文化。

　　继而，１９９１年王文光先生在《昭通师专学报》发表《滇东北千顷池文化初论》，文中对千顷池的存在和范围的表述，援引的大体是李正清先生的观点。作者认为：千顷池文化是“元谋人”的后裔“昭通人”在“千顷池文化区”开创的，“是一种以土著文化为基础的多元复合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千顷池文化是百越文化在云南分布的最北端”。并进而大胆假设：“千顷池文化区的原始土著中的一部分曾在杜宇的带领下，与巴蜀土著共同创造了巴蜀文化。”对千顷池文化的兴衰，作者也作了大致的勾勒：“汉置郡县使千顷池文化进入全盛时期。其特征是先进的稻作农耕和发达的青铜冶金手工业，但由此带来的结果是千顷池文化中汉文化比例增加，低谷期及衰变期。战乱频仍，南中大姓外迁，与中原经济、政治联系减弱，千顷池文化渐趋衰落，最终被纳入新兴的爨文化轨道。

　　徐波认为：”从空间上看，千顷池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范围。其中心区域为云南东北及滇、川、黔三省结合部，而随实力、影响的消长，其涵盖面、辐射区在不同时期也颇有胀缩。具体而言，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的千顷池文化，系以云南东北千顷池（今云南昭鲁坝子）滨湖地区为核心，包括与其相邻结的川南、黔西的川、滇、黔边高原湖泊文化。其主干区域包括金沙江东岸以今昭通境域为核心，南起云南的会泽、东川、宣威，北至长江北岸作为长江与金沙江分界点的四川宜宾市及宜宾以南的高县、珙县、兴文、长宁、筠连、叙永，东达贵州的威宁、毕节、赫章的这样一个竖卵形地带。……当其盛时，受其直接影响和辐射的范围北上巴蜀地区，南达整个滇中、滇南，东及黔西地域，其铜银产品及其它物资的输出对全国财政、经济有重要影响。　　　

　　“徐波认为：千顷池文化区域对西南及国家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表现在：一、千顷池文化区域农业经济在杜宇时代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北播于蜀、巴地区，奠定了巴蜀的开发基础。在汉通西南夷至魏晋之际，在铁器的使用和推广、锄耕旱作农业向犁耕水田农业的转变等方面，对西南夷地区农业的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先导和中介的重要作用。二、千顷池文化区域矿冶业在国家财政史上取到了国帑支柱的作用，而“白铜”的发明，更在中国冶金史上树立了一块走向世界的里程碑。三、千顷池文化区域在沟通中国西南、南方诸区及“南丝路”国际商道上发挥着重要的枢纽孔道作用。徐波先生坦陈：“出于为出生地做点什么的积愫，我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分出部分力量用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希望对这里的历史、文化面貌有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新的、较为清晰的解释。……据我的研究—与学术界盛行的观点不同—这一文化在长时期中保持着自己独具的特色，既不同于中原文化，也不能囊括于滇、爨和南诏、大理文化；而且，这个不大的文化区域对西南、全国乃至世界文明在过值得一提的影响。我对该文化之分期、地域、文化载体、经济特质、在西南及国家经济生活中之地位、与他文化之异同等所进行的研究和勾勒，目的在于呈示这一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质，开拓这一新的文化研究领域。”

　　对“千顷池文化”和“千顷池文化区”概念的提出，有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陈孝宁先生在《“千顷池”商榷》一文中，细检史料，稽核考订，对“千顷池”的存在和范围等提出质疑：第一、“千顷池”的记载，仅见于魏晋人的著述。之前的两汉，之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在有关昭通历史的史料中，基本上见不到有关“千顷池”的记载。假若如有的论者所言“千顷池”是云南与洱海、滇池鼎足而三、同负盛名的湖泊，为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年代中竟无人提及。第二、《永昌郡传》记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池泉水，“僰名千顷池。又有龙池以溉种稻”可见“千顷池”和“龙池”是两回事。并且文中明明白白说的是“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池泉水”，并没有说“大池泉水”的面积纵广五六十里，至于“周回百里”、“百平方里水面”之类描述，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第三、诸书记载混乱，莫衷一是。其中很多记述，既无法从考古资料中获得支持，在地方历史文献中也找不到可供佐证的文字记载。因此，陈先生认为：在千顷池是否确实存在过，存在时间、确切地点、范围未弄清楚之前，就来讨论“千顷池”文化，缺乏必要的前提和出发点，“这好比把辉煌的理论大厦建筑在小小的一粒鹅卵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