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地隆起，静悄悄地站立在高原的天穹下，孤独地守候着一个难以预言的归宿。春去春来，日出日落，一千多年的时光已经在文明的簿记上流过，应该对它的存在表示关注的人，仍没有一个对它投以关注的一瞥。冷落、遗忘，是无知，还是一种无奈?五千年的文明博大精深，有那样多的前贤先哲留下那样多的"作"而不"述"或"述而不作"的文字，可有谁提到过它?载籍无考，还有关注的必要吗?   

　　梁堆仅见于昭通、鲁甸的坝区和与坝区毗邻的丘陵地区，形如烧制砖瓦的瓦窑。民间最初俗称"窑堆"，口碑相传，误为"傜堆"，再误为梁堆。理清这一缘由，就很让一些学者耗费了不少精力。迄至晚清，一些烧砖烧瓦的工匠、修房盖屋的农户，为了事半功倍地获取材料，便到处挖梁堆。于是，便有五铢钱出土，便有花砖出土，便有锈蚀的铜器、残缺的碑刻出土。治学、治史的学者们方恍然大悟：载籍无考的梁堆竟是汉晋时期的古墓葬。遗憾的是，学者们"恍然大悟"得太晚了一点，虽然汉孟琚碑、晋霍承嗣墓、建初铜洗等一大批从梁堆出土的极其珍贵的文物终于得到保护，但大量的愚昧无知的盗掘所造成的损失，却也是令人痛心的不争的事实。   

　　广泛分布于今昭通、鲁甸坝区及周边丘陵地区的梁堆究竟有多少?至今仍未有一个准确的数字。《鲁甸县志》记，仅县城附近方圆10里范围内就有40余座；《昭通市志》(初稿)只记述了白泥井、李家湾、后海子等处有近50座；已故考古学家张希鲁遗著《西楼文选》说有"数百"。可惜多已被盗掘过。出土文物中，除于民间搜求所得孟碑、晋墓壁画、汉洗、建初刻石等极有价值的文物外，五株钱、银环、残车马饰、铜盘、铜耳环、琥珀珠、铜釜、铜剑、残车盖弓帽、残陶盏、陶片、汉砖等多多。至于被"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耕夫农妇、工匠毁弃者，不知几何。   

　　从对被盗掘过的梁堆清理情况看，梁堆封土一般6-16米，高3-5米。墓室结构有长方形单室墓、丁字形有耳室墓、"品"字形前后室墓等种类。墓顶起卷，墓室前有短小墓道，墓底铺作平面底或弧面底，大多用几何图纹的花砖砌造，少数用条石或天然石块砌筑。   

　　1932年，昭通民众教育馆筹备处对后海子的一座梁堆作有组织发掘，并有张希鲁记发掘情形的文字发表。除去封土，掘至底，深2米多处见墓室。墓室前狭后宽，长丈余，宽4尺许，四面用砂石砌成。墓室顶已坍塌，但从尚存的门楣及后壁推测，可能是圆顶。墓室的平面布置很像古之"铲币"。此次发掘，未见石椁及金属、陶类殉葬物，显然已被盗掘。所获唯大小石头百余块，运回清理，竟然又获得几块奇特的刻石。其一，不知原嵌墓室何处，上刻龙随凤图，凤前有两个车轮状的图案，不能确定所指何物。其二，原嵌于墓室左壁，上刻人逐马图，马作奔跑状，马前位置稍上立雄鸡一只；一人在后，手握双剑。其三，也是原嵌于墓室左壁，杂刻花鸟兽计5个图案。其四，原嵌何处不明，刻"月"、"三"2字，书体近汉隶。上述各石，石质与刻文风格与孟孝琚碑同，而鸟兽又与汉武梁祠石相近。遗憾的是文字太少，时代不易确定。    

　　除上面提及的刻石外，在发掘临近结束时获得一块小石，直径约6寸，厚约2寸，上呈圆弧形，底平，竟刻有20余字。因右刻"风神"2字，故以"风神石"名之。中心部位是一篆刻的"寿"字，大小如核桃，四周环绕花纹，纹外携字，字巨细不匀，字体在"两爨"之间。右："风神十"；左："他硕毛只"；中部刻大鸟一只，头向"寿"字，"毛"字即位于鸟的尾下；上："颛司所治"；下："土人不信"；近中花纹处，又刻："文下上知"，仿佛回文体。  "风神石"与前述诸石是否同时?究属何什物，尚需考证。    

　　昭通、鲁甸的梁堆，是极特殊的古墓葬，云南独有，全国似也未有所闻，对于深入研究昭通历史、云南历史、中原文化南渐及其与滇文化的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可以庆幸的是，虽然保护、研究工作还有待加强，被遗忘千年的梁堆毕竟不再被遗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