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了元世祖忽必烈交办的公差任务后，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中缅边境回到昆明。这是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287-1290)间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摊开地图，经过认真的审视和慎重的考虑，马可·波罗决定从滇东北、从昭通、从唐贞元十年袁滋册南沼走过的"五尺道"返回大都。据林超民教授考证，马可·波罗途经昭通的路线是：从乌撒(今贵州威宁)至结吉(即乌蒙，今昭通)，经雪山(今昭通北)、秃落蛮(今大关)、叶慎镇(今盐津)至叙州(今宜宾)。行行复行行，在近半个月的行程中，马可·波罗他看到了些什么?在他那部脍炙人口的《马可·波罗游记》中，对这一段行程，又留下了怎样的记录?在已故著名史学家冯承钧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的《马可·波罗纪行》中，我们可以读到以下几段文字：   

　　秃落蛮是东间之一州，居民是偶像教徒，自有一种语言，臣属大汗。其人形色虽褐色而不白晰，然甚美，善战之士也。有环墙之城村甚众，并有高山天险。  

　　人死焚尸，用小匣盛其余骸，携之至高山山腹大洞中悬之，使人兽不能侵犯。

　　其地有金甚饶，然使用海贝，……其地商人甚富，而为大宗贸易。居民以肉、乳、米为粮，用米以最好香料酿酒饮之。   

　　此外无足言者，按置此州不言，请言东方别一名称叙州之州。

　　上引自该书第二卷第一二八章。第一二九章又有一段，记：……自秃落蛮地发足，沿一河骑行十二日，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然无他事足供特别记录。沿河行此十二日半，抵一城……   

　　没有必要因为马可·波罗记述简略而遗憾。虽然盛唐以降，昭通或因属羁縻之地，或因为土司治理，与中原文化一度有所疏离。但源于秦开"五尺道"，昭通已成为云南最早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成为后来云南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汉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因此，马可·波罗看到的很多东西与中原、与内地并无差异，所谓"不足奇"，也就"然无他事足供特别记录了"。譬如远在先秦时期农耕文化就极为发达的昭鲁坝子，在马可·波罗的笔下竞一字不名。而只有在穿越了昭鲁坝子而进入彝族先民聚居的"秃落蛮"起，马可·波罗才看到了新奇，才看到了可供"特别记录"的东西。   

　　"秃落蛮"这一名称，地方志籍无记载。林超民据《永乐大典》征引的文献考证，断定"秃落蛮"即是元代乌蒙所属"土僚长官司城"，即今大关县城。马可·波罗所记，正是从大关县城至叙州沿途所见的特异的民俗风情。   

　　首先让马可·波罗感到新奇的，是与他熟悉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不同的"偶像教"。所谓"偶像教"，其实指的是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巫教。晚马可·波罗十余年到昭通任乌蒙宣慰司副使兼管军万户的李京，在他所著《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对此有更详细的记述："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有斯须不可阀，事无巨细，皆决之。"难能可贵的是，马可·波罗对"偶像教徒"(实为彝族先民)的仪态、风姿及性格作了真实的准确的记述，并寄寓了由衷的赞美之情，没有半点睥睨异教徒的轻蔑。   

　　让马可·波罗感到新奇的第二件事是"人死焚尸，用小匣盛余骸"的葬俗。在这里，马可·波罗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小错误。事实上，"秃落蛮州"一般人死后，火化，用细瓷碗盛骨骸，盖好，覆以泥土，用石头砌成坟墙，再填土高过坟墙成一圆形坟包，称"火塘子"，即可。只有酋长、首领才能享受马可·波罗所记录的待遇。关于这一点，李京的《云南志略》中也有记述。   

　　尤其让马可·波罗感到新奇、惊奇的是，这一路走去，"环墙之城村甚众"，城郭严整、阡陌交通、村寨罗列、民户殷实，与臆想中的"蛮夷荒服之极边地"的伏莽丛杂、民智不开全然两样。而且，有大宗贸易，有富裕的商人；苍生百姓有米饭吃，有肉，有乳制品，有上好的家酿米酒，其情融融，其乐陶陶。"此地产金甚饶，然用海贝"也让马可·波罗难解。其实，"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整个云南都如此，昭通一地也不能因"产金甚饶"而例外。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忙于安定内部，无暇南顾，总理云南军政大权的宝合丁邀功幸进，失政失德，导致东爨舍利卫率三十七部诸爨反。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任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嘱再三："云南联尝亲临，此因委任失利，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赛典赤不辱使命，任职五年，革新吏治，轻摇薄赋，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奉行民族和睦、民族团结政策，云南得以由乱而治。马可·波罗在云南看到的，在昭通看到的，一定程度上就是赛曲赤政绩、业绩、德绩的反映。   

　　感谢马可·波罗，他是让欧洲、让世界了解13世纪晚期昭通彝族人民生活、习俗及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