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悄悄地隆起，静悄悄地站立在高原的天宇下，春去春来，日出日落，一千多年的时光已经在文明的簿记上流过，却似乎没有谁对它投以关注的一瞥。迄至晚清，一些烧砖烧瓦的工匠，修房盖屋的农户，为了事半功倍地获取建筑材料，便就近挖掘这些隆起的土堆。于是便有孟碑、花砖、铜器等弥足珍贵的汉晋文物出土，治学、治史的学者们方恍然大悟：被冷落、遗忘、孤独自守地存在了一千多年的梁堆，竟是汉晋时期的古墓葬。　　

　　梁堆，《民国昭通县志稿》记为“徭堆”、“梁堆”、“梁王堆”，称“昭城四乡均有，似冢而大。传闻古时有夷名马湖子据此，择高阜处穿穴以掩死者。每至清明日，其婿每日垒土以为尽礼，接年如是，遂积成堆。其种人为禄氏所逐，远遁蜀疆。近世常有掘穴得铜罐、铜锅、石棺、银镯或古剑、五铢钱等物，遂卜其为古冢。或曰始于梁时，故名梁王堆。又有名为徭人所居，故一切动用俱备，未知孰是。”据新编《昭通地区志·文化·文物》，今昭通市所辖１１区县，除巧家县外，其余各县区均有梁堆，但分布最为集中的，是昭鲁坝子。”　　

　　对于梁堆的“名”和“实”最为关注的是张希鲁先生。１９３０年，先生结束东陆大学的学业，返回昭通，任教于昭通中学，并兼作民众教育馆的“义务工”。同年，就先后致书时任省图书博物馆馆长的秦光玉，希望秦光玉等说服省教育厅、财政拨款支持，对梁堆进行有组织考察、发掘。“如蒙允许，当向有司申明，仅于今春进行，其事实不可忍。”“连茂愿备奔走，效命万一”。为发掘、整理、护藏桑梓文物，先生情寄殷殷，但当道者对此却没有兴趣，先生颇为失望，但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放弃的念头。　　

　　１９３１年７月，先生不知费了多少口舌，终于让时任昭通县长的汤祚对梁堆动了些心思，／这汤祚也算是个文化人，曾主修过《民国巧家县志稿》／汤祚拨款支持对后海子一处梁堆进行发掘。此次发掘出土的“龙随凤”石、“人逐马”石、“花鸟”石、“月三”石，“刻文与石质，咸与孟孝琚碑同。”独最后出土的“风神”石，“镌二十余字，字迹巨细不匀，体在两爨之间。”在《昭通后海子梁堆发掘记（附风神石跋）》一文中，先生除对梁堆形式、墓室结构、刻石出土情况等如实记述外，也提出了两个疑惑不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几块刻石同出一梁堆中，何以有的“文学近汉隶”，有的“体兼两爨。究属何代，因无年月可考，无法确定。”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梁堆的：“失所谓梁堆，乃昭通、鲁甸两县间独有者。坡垅上，往往一二或五六据之，其大几与丘陵等。或视坟垒倍蓰，土质极细。梁字何解？俱无左券。问之乡里父老，皆曰：‘未修城前，徭人土室也。故可称徭堆云。’……近来海内考古之风渐盛，梁堆事恐有未闻，故略述之，俟博雅者考订也。”　　

　　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２日，《东昭新闻》刊登署名文章，记述城郊李家湾发现“砖穴古屋”事。先生带领学生赴现场实地踏访后，致函县政当局，详述梁堆在史学、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迫切希望“县长速令该区民众妥为保护，不得毁其原貌，以备各方人士参观研究。”同年，先生经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在《古物记（附昭通城东访古记）》一文中，终于对“梁字何解”给出了答案。“近始悟‘梁堆’盖‘徭堆’之转音。徭当作‘窑’，因堆酷似瓦窑，传久遂论为‘徭人’之徭。考昭通民族，从来未居徭民。不然堆之为用可问而解矣。故‘梁堆’应作‘窑堆’明甚。”“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张希鲁先生一直为梁堆的保护苦心焦虑，奔走呼吁。１９６３年６月，先生为昭通县文教局代拟《保护地方文物古迹通知》八条，其中第二条明载：保护“四乡梁堆，自１９５４年经过西南文物工作队考查后，确为汉晋间古墓遗址统计不下二百余处，蕴藏历史资料极富。在生产建设中，应注意保护。如不得已拟用其地，必经有关部门批准、清理后方得占用。”然而，事物的发展并没有满足张希鲁先生和先生所代表的几代昭通学人保护梁堆、保护昭通文物以保护昭通历史的愿望，迷误与清醒，愚蠢与聪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破坏一直都在发生。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张希鲁先生调查昭鲁坝区有梁堆千余座。１９５４年西南考古工作队统计确认仅存“二百余处”——历经劫掠后，依稀寻故迹，不敢伤心，惟祈望这劫后余生的二百余处不要再遭破坏。又过了近６０年，在街谈巷议，是人皆可言“昭通文化积淀深厚”的今天，梁堆的遗存还有多少？还寻得几处？如果文明的创造总要以文明成果的破坏为代价，人类有什么理由还要去追求、去创造、去享有文明。　　

　　有学者认为：“梁堆墓存在的时间几乎与朱提文化的繁荣、延伸时期相一致，其分布范围体现了朱提文化南移和辐射范围。梁堆反映的文化是朱提文化。”——就文化的学术分布而言，无法不同意上述论断。　　

　　从历年发掘和对被盗掘的梁堆进行清理的情形看，梁堆封土一般６—１２米，墓室结构有长方形单室墓、“丁”字形有耳室墓、“品”字形前后室墓等种类。墓顶起券，墓室前有短小墓道，墓底铺作平面或弧面，多数用有图案的花砖砌造，少数用条石或天然石块砌筑。出土文物中，除早已闻名遐迩的孟碑、晋墓壁画、汉洗、建初刻石等堪称国宝的精品外，五铢钱、银环、残铜车马、铜盘、铜耳环、琥珀珠、铜釜、铜剑、陶片等多多；其葬式与中原、巴蜀、荆楚等地汉族葬式相一致，可推考墓主大抵是外来移民中的大姓富户。大型墓葬，贵重的殉葬品，一方面印证了朱提大姓的豪奢糜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朱提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１９５７年，今昭阳区白泥井訾家湾一梁堆出土一块画像砖，形象生动地描画了朱提大姓出行时的情景。画像中部为马拉轺车，马昂首举足作奔驰状，车上圆形华盖下似乘者。轺车形制和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出行图》、辽阳汉墓壁画中的轺车一样。车前面有二人，一人肩荷长矛作弓腰屈膝行走状，一人似负重物持矛疾走；车后一人骑马紧随 ，最后一人荷兵器疾步追随。画面布置生动，形态逼真，把朱提大姓出行时车舆华盖、部曲前导后随的情景表现得惟妙惟肖。在今昭阳区东部二坪寨曾先后出土两套汉印，一套为“孟腾之印”，一套为“孟琴之印”，均断代为东汉初期或中期时物。两套印质地一样，都是合金青铜质；形制一样，都是三联同套子母印，且三联印中，均有两枚为狮纽，一枚为龟纽；印文篆刻风格一致；制作精湛、刻工精良，是汉印中的精品。二印在同一地方出土，出土的梁堆规模不小，随葬品很多，墓主必为当时贵族大姓，与史籍参证，说明孟氏确是树大根深的朱提大姓。　　

　　古人篆隶、治印时，或追求书法、印文美感，或适应书写篆刻空间，常增减笔画或作变形处理，致后人解读时产生歧义。“孟腾之印”中的“腾”字也如此，有释为“ “者，有释为“滕”者，但证之于汉隶规矩、篆刻成例，均难以成立。谢饮涧先生广征博引，穷溯渊源，查考多种古籍和近人著作，参证代篆隶、金石笔画增减范例，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完成了《汉孟腾题记》一文，确证印文应释为“孟腾之印”。谢文发表，歧义冰释。梅绍农赞叹：“如斯考证精且确，先生清才兼朴学。”吴颖称：“考证精确，良深敬佩……年近古稀，好学不倦，不独吾滇之翘楚，即海内名流亦不多见。”由云龙、姜亮夫也对谢饮涧先生的考证结果予以支持。　　

　　梁堆出土的铜洗为数也不少。朱提、堂琅铜洗铸工精良，造形优美，格调庄重典雅，款识及图饰疏瘦凝重，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为一体。铜洗内多铸有铭文图案，与中原文化传统一脉相承。铭文或为年号，或为地点，或为吉语；图案以双鱼菱花为多。　　　“鱼”表达“有余”，双鱼除“吉庆有余外”更寄寓成双成对，幸福美满。这是汉民族的古老习俗在朱提铜洗中的表达。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在今昭通市南郊甘河村梁堆中出土一器“建初元年堂琅造”双鱼铜洗，重８７５０克，是昭通出土铜洗单体重量最重的一具。形制为侈口、宽沿、深圆腹、平底、腹外部有弦文三道，左右有对称的兽面铺首衔环，底内铸篆书阳文一行：“建初元年堂琅造”；铭文两旁铸对称的线描双鱼图案。据曹韵葵先生考证：这个铜洗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中山内府铜洗形制、风格一致，但重量约相当于满城铜洗的四倍。满城铜洗释文提供“价八百四十”钱，按《汉书》所记，约当一个五口之家应缴纳的两年以上的人口税。如此推算，建初元年洗所值价款近五千钱，要几个五口之家几年缴纳的人口税才能购置？由此看来，朱提大姓使用器物，实在是太过于豪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