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开“五尺道”（因道宽仅五市尺，故名），巴蜀商人进入昭 通贸易。昭通成为中原文化、经济同云南交流的必经之地。是云、 贵、川三省的结合部，成为这一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汉时，中原和内地的商人、工匠到朱提（今昭通、鲁甸、永善、 大关）、南广（今镇雄、彝良、盐津、威信）、堂琅（今巧家、会 泽、东川）屯垦，发展农业、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经过数十年 的开拓，坝区开始出现土陶、砖瓦、毡衫、铜器等 制造工场。铸有东汉年号及朱提款识的“单鱼铜洗”、“双鱼铜洗” 、“双鹭铜洗”和朱提银块、铜锭都从昭通沿“五尺道”、“南夷 道”运出，销往全国。食盐、丝绸、蜀布、铁农具由商人贩入昭通 集散。史载：朱提、南广、堂琅的市场物品有１６个大类，农产品 有大米、蔬菜；畜产品有牛、马、羊、猪、皮张；山货药材有野兽、 珍禽、兽皮、麝香及各种植物药材；副食品有盐、酒、肉食、杞酱； 丝织品有丝绸、麻布；羊毛制品有毡衫、羊毛绳；矿产品有银、铜、 锡；青铜制品有刀、鼓、铃、甑、瓢、盘、釜、洗、炉、长乐卣、 三连杯；工艺品有摇钱树、西汉箔人、三连子母铜印、骑鹿铜俑、 抚琴铜俑；土陶制品有鬲、罐、瓶、瓦、砖，汉砖最具特色，分有 纹、无纹和纹饰图案三种，图案中有牛形砖、放牧砖、人物砖、车 马出行砖等；文化用品有砚、墨、毛笔等；东南沿海输入的商品有 海贝、陶器等。国外流入的商品有琉璃、珊瑚等。 　　

　　当时的市场已广泛使用全国流通货币金、银和五铢钱，朱提银 已成为流通全国的商品和货币。朱提铸的铜币“莽大泉五十钱”广 泛流通于朱提、南广、堂琅及附近地区。

　　宋代，居住在今盐津、绥江、永善、大关、镇雄、彝良、威信 的“南广蛮”、“董蛮”和“石门蕃部”的少数民族商人，常年结 队将马匹、毡衫、木板、花椒等物品从“五尺道”、“南夷道”运 往四川叙州出售，换取盐、茶、绢、绵、麻布、红糖等物品运回， 并以贡马形式同宋王朝进行茶马贸易。 　　

　　元代，乌蒙已置城市，村落较多，交易以海贝为币。城里已出 现较大的商人，经营大宗的盐、麻布、米、酒、香料、肉食和土产。 金由政府专营，不允许私人经营。

　　明代，出现官方贸易与民间交易并存的局面，官方贸易每岁一 次，由朝庭派员交易。《明史·土司传》记载：“太祖洪武十七年 （１３８４）乌蒙军民府，定其赋税，岁八千石，毡衣八百领。又 定茶叶、布疋易马之数，岁四千马、一匹马给布十匹或茶百斤，盐 如之”。通过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输出的乌蒙马、毡衣、乌蒙铜洗最 富盛名，特别是乌蒙铜洗盛水后，用手摩擦其双耳，水柱冲起，状 如喷泉，销路畅旺。

　　清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实行“改土归流”后，流官加强了与 中原和外界的交流，厂矿渐兴，采炼银铜蜚声全国，吸引了三江五 湖、两广、陕西、江西、川黔及本省的人到昭通办厂。开办银矿、 铜矿的冶炼。仅乐马厂就拥有炉匠，砂丁近１０万人，年产银５０ 万两，铜４０万斤，系云南最大的银厂。各省到昭通办厂或经商的 人多以同乡或同行利益结成行帮，建立“宫”、“庙”，定期活动， 这些宫、庙的建立和活动，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文化的状况。据《昭 通乡土志略》记：昭通厂务发达、称银用秤，乐马厂、长发洞、金 沙厂相继大旺，出银甚多，商于厂者，贩一车米去厂兑一车饼（银 饼）运回”。鲁甸乐马厂形成三个集镇市场：厂周围各省建的宫、 庙林立；市面熙攘、生意兴旺；盐津老鸦滩和永善金沙厂从乾隆五 年开浚金沙江输运京铜后，滇东北所产银、铜、山货药材，人背马 驮到老鸦滩，部份用船运到叙州、泸州。老鸦滩堆栈林立，店铺盈 市。《新纂云南通志》载：老鸦滩厘金局年收入１０—１５万两白 银，占云南全省厘金收入８０万两的１２．５％—１８．７５％。 永善金沙厂银矿区形成三千多厂民的集镇，最大的街河坝街，仅银 铺就有４８家。附近黄草坪码头运入川米、川盐、棉布等倾销或转 运昭通。清乾隆九年（１７９４）彝良铜厂坡银厂、铜厂开办后， 商旅辐辏，年输出白银万两，干笋、桐油、（木见）油、天麻、木 漆、土靛等１０余万斤。

　　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昭通府域经济已很发达，有商号 ５６家，资本最大者一家８０万两银。清光绪十三年（１９０７），昭通始成立商务分会。民间形成 具有行业性质的行帮１２个。各省商人所建的庙、宫改为会馆。洋 货逐渐充斥市场，洋纱、洋布，直至洋火（火柴）遍布街城。国货 除土特产品外，都被洋货排挤。 　　

　　南方陆上古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昭通与外地的交流，特别 是与中原和东南沿海的交流，促进了昭通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在历 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